日前，一起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案件，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据报道，未成年人小刘初二辍学在家后，沉迷于网络直播，70天时间，便将其父母的158万积蓄全部打赏给一名主播，小刘一家因此把直播平台告上法庭。最终，经法院调解，直播平台全额返还158万元。
在特定状况下，未成年人大额打赏主播是可以追回的。《民法典》就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此外，最高法也在司法解释中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此次涉案的158万元巨额款项，就明显超出了初二学生的年龄和智力认知，故而在法院调解下，打赏被全部退回。但在此事中，从直播平台到当事人父母，都难说没有责任。
在平台一方，其是否尽了充分的告知义务?在其相关产品的设计中，是否有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性措施?这些都大有可议之处。
而从父母角度看，且不说允许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人辍学已涉嫌违法，将关联着支付账户的手机交由孩子自行使用，且在70天时间里未能察觉异常，其监护责任方面，恐怕也难免瑕疵。
类似未成年人大额打赏主播的案件，往往是多因一果：平台的疏忽和家长的放任。从媒体报道也能看出，这类事件高发、频发，如果最后都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无论对于当事人家庭还是司法资源，都是一笔巨大的成本。
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已高达99.2%。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今天的未成年人，相比于父母一辈，有着更熟练的互联网运用技巧、更便捷的互联网接入途径。由此，保护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权益，也应当在未成年人保护的议题中占据更大的篇幅。
即将于6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就增设了网络保护专章，从立法角度为未成年人提供网络保护。其中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同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这就明确了，无论平台还是家长，都是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主体，对以往出现的家长指责厂商引诱未成年人沉迷、对其不作区别对待，厂商则反驳家长监护责任履行不到位，对未成年人疏于管教等“扯皮”与“甩锅”情况，予以厘清，颇具现实针对性。
这种立法精神，也应当贯彻到社会的日常生活图景之中去。从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角度说，增设诸如“未成年人模式”应当成为基本操作，将法定义务作为软件开发、服务提供的前置考虑。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就应当成为一个背景板一般的存在，成为全社会的自觉。
总之，对于未成年人保护这道综合考题，必然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各司其职，切实负起各自不可回避的责任，将相关工作前置，以高效率、早介入的方式，方能携手将未成年人保护的藩篱扎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