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节前，不顾律师的劝阻，老陶(化名)签下了ofo的合同。从事建材行业二十余年，老陶的公司在北京市负面产业清单的压力下极力转型。地处郊区相对偏僻的位置，老陶一时想不出其他的业务来养活公司里的兄弟，而顺义地区规模宏大的维修仓和满街的小黄车让老陶相信，与ofo合作的前途是光明的。
万万没想到，要债之路会如此坎坷。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给ofo开具了“植物人”状态证明，一封封执行裁定书堆在ofo门外，累积了厚厚一摞，掩埋了明星企业的往日光辉。
几十亿规模的押金和供应商欠款，把ofo的出路挡得严严实实。三年前，ofo创始人戴威无法确定每天有多少投资者携款而来，现在他可能无时无刻不在祈祷有人来施以援手。
留给ofo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记者近日走访全国10多个主要城市发现，ofo在多地已经放弃了运营，由于车辆损坏严重，面临无人问津的窘境，同时随着监管部门对共享单车管控趋严，ofo被动出局或在所难免。如今，最不愿看到ofo就此落幕的可能是供应商：ofo创始团队各谋出路，要不回押金的消费者尚可“贴钱换购”，但被拖欠款项的供应商们面临无处索赔的局面，连锁反应甚至使得一些企业生计堪忧。
资本加码、大肆扩张、一地鸡毛，ofo从一无所有走到一呼百应，又落得千夫所指，ofo如今的败局被解读为裹挟在资本游戏中的理想主义者无力抵抗，戴威亦被塑造为孤胆英雄。然而，一些受到牵连的供应商指责ofo丧失了商业基本道德——诚信。从法律上，ofo的创始人可以再做一家公司，但其给供应链所带来的影响如蝴蝶效应波及深远，这被批评为“非常没有道德底线”。
确实，共享经济和互联网模式获得商业信任的难度越来越大，但ofo带来的伤疤和残局很快将被一个个新经济风口淹没。来自传统产业链的供应商感叹：“这一次轮到的是ofo，下一次就不知道轮到的是谁了。”
危机一周年：夏天没有带来好消息
翻看近日与ofo相关的裁判文书，“以调解方式结案”是大多数供应商与ofo的诉讼结局。但调解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在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供应商无处追债，拿不到钱，只好选择省点时间。
“他们(ofo)那边法务直接说了，来法院就跟家常便饭似的，没事遛个弯就去了。”梁秋(化名)与ofo合作超过两年，被拖欠合同款30余万元，见证了ofo从初露锋芒到急速扩张的辉煌时期，此前一直合作愉快，直到2018年春季，“栽”在了ofo三周年活动的采购上。
如果普通创业公司的生长轨迹是和缓的小山坡，ofo可能画出了喜马拉雅的走势，以“前无古人”形容不算过分。2015年6月6日，ofo在北大校园内迎来了第一个共享单车用户，司庆日由此确定。28个月后，ofo宣布日订单破3200万，成为仅次于阿里巴巴的中国第二大交易平台。
“1991年(出生)的能做到这份儿上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戴威属于成熟的年轻人，他身上有股上进青年理想主义的劲儿。”依照爆款文章的标签，大江(化名)是被戴威甩在身后的同辈年轻人，他与ofo合作两年有余，出于好感和信任，在没能拿到2017年底合同回款的情况下，大江又加入了ofo三周年活动供应商的队伍，结果两份合同都打了水漂。
三周年庆典，就像是ofo人最后的狂欢。梁秋的公司为竞标成功，将利润点压得很低，大江也在三周年活动上遭遇了“蛮厉害的”砍价。
这不太像ofo的行事风格。此前的ofo是个爽快的合作伙伴，只要产品质量合格，ofo会立刻回款，即使滴滴入驻后财务流程长了些，但当时拖欠的事情并不常见。哪怕2017年底，ofo资金链紧张的传闻第一次出现时，老陶还是收到了ofo给出的比市场价高出超过10%的合作协议，相较于同期ofo“友商”的合作邀约，ofo实在是个大方的合作伙伴。
可以推测，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2018年初夏。2018年3月中旬，ofo宣布已完成E2-1轮融资8.66亿美元，但却是少见的抵押融资;没过多久，摩拜单车被美团收购，共享单车的战斗鸣金收兵;初夏之时，以“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为理想的ofo开始在海外市场撤退……
彼时，梁秋听到的都是不好的消息，但与ofo约定的90天的账期还没到，只能干瞪眼看着，直到ofo付不出钱来。2018年秋天，ofo采购部的对接人离职，ofo的一位财务人员找梁秋的公司来商谈，先是提出以原款项一折的价格立刻付款，后又提出以月卡抵扣或债转股的还款方式。
“我们听了这三个条件，哪个都不愿意接受，觉得太欺负人了，后来就想，算了，直接起诉吧。”去年秋天，梁秋加入日渐庞大的供应商起诉队伍。
被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供应商“发动员工不要退押金”
去年5月ofo发起以盈利为目标的“V计划”，如今标志仍在ofo北京总部的落地窗上贴着，被日光晒得褪色泛白。Loft风格的办公室满是醒目的黄色，标志性车轮造型和连接两层的滑梯还在，只是少了人气。
“V计划”发起两个月后，记者曾独家报道ofo智能锁物联网通信服务商将300万辆小黄车陆续“停止服务”，理由是ofo未能支付已拖欠半年的款项。此前市场上一直有ofo拖欠货款的消息传来，但公开采取强硬对抗措施的，这是头一个。
“V计划”发起四个月后，盈利点没到，危机彻底爆发。上海凤凰公告子公司已起诉ofo运营方，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用户关于ofo退押金的投诉激增。2018年底时，记者实探11座城市中的ofo办公室，发现不少城市出现了搬迁办公室的情况，甚至一些城市确实出现了“人去楼空”的现象。
只收到5个月租金的老陶坐不住了。“9月份才给我们8月份的钱，费了半天劲才要到，我们就觉得这公司是不是已经很危险了，他们跟我们对接的人也总换。”去年10月，老陶开始和ofo谈“退仓”的事情，次月，ofo在老陶处租的维修仓彻底关闭。
远在宁夏的再生资源公司，对核心“战场”急速恶化的情况了解不多，老于(化名)在危机爆发前后中标了ofo西北地区的报废车辆处理业务，交了30万元保证金，以低于废铁的价格接收ofo在西北区域的报废车辆，但实际“只收到了一点点”。
在上海承包了ofo运维环节工作的老刘(化名)去年10月提起了对ofo的诉讼，ofo方面承诺在今年3月份先还一部分钱给老刘。“没给我，就一直拖到现在。”老刘本以为，春天来了后，骑行高峰期到来，ofo也许能“死灰复燃”。
四周年，没有人为ofo庆贺。ofo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以月更的频率发出“还活着”的讯息，最近一篇停留在5月20日，借着“民间情人节”推广APP中的“折扣商城”，加油声在评论区回响。
供应商的心情更复杂。和ofo的生意黄了，老陶不知道公司还能怎么转型，或许ofo还没倒闭，他这家没有主业支撑的公司会先趴下。“ofo这公司也挺大的，咱们也没想到突然间，一夜之间……”
“我们这些供应商肯定都希望它好，但是感觉它好不起来了。”老刘在听到ofo的债务规模后，再次降低了让ofo分期还款的期待。
只要ofo有风吹草动，梁秋都十分关注。“我没事的时候还发动一下员工不要退押金，给它吧……你还是给他们(ofo)写好点吧，写好点可能还能起死回生，我们还都有点戏。”梁秋对记者说。
梁秋可能是最积极的供应商了。“我确实还真心挺想帮他们，也想为自己搂回点钱来，但是发现真的不行。”今年春节前后，她试图为ofo拉来一些广告商，但对方觉得ofo的形象已经太负面了，不愿意投。梁秋还想过在ofo平台上卖卖东西，但ofo公众号卖“三无蜂蜜”被群嘲后，这条路也被堵死了。
只剩道德拷问：资本游戏和经济学原理没教过的是什么?
光荣与梦想属于ofo的老员工。“可能是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中最不舍的一段吧。”一位ofo老员工说，ofo对自己而言更多意味着一份情怀，最怀念ofo的团队氛围，不舍一起战斗过的同事。
ofo的供应商们不算局内人，也不是局外人。往日的荣光里没有供应商的姓名，但往后的残局中，供应商却被迫参与。
“收回来我们就去团建，收不回来就不去了。”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大江，在ofo这单生意上损失的是时间和人力，以年轻人的性格，ofo已经翻篇了，“我们现在都是笑谈，跟客户说我们的客户还有ofo，就是自嘲嘛。”
同属文化创意产业，林双(化名)笑不出来，ofo合计拖欠了百万元的合同款。“ofo是单方欠款，上游已经全部支付完毕，它现在欠的钱是我们公司自己垫付的，我们也是创业企业，本来现金流就挺紧的，它直接影响我们的银行信贷……我要从一千多万的流水里才能扒拉着把这一点坑给填掉。”
四年时间冲高又跌入谷底，供应商和ofo都没有前车之鉴。资本的角力、戴威的性格……对于ofo失败的原因，同为创业者，林双也曾与ofo高管交流过，“没赶上好时候”是对方的答案——滴滴、美团都成功了，ofo不是那个幸运儿。
林双完全理解戴威想把企业做成一家影响力广泛的企业，但在财务风险控制上，则完全不能够赞同。“从法律上，ofo的创始人可以逃脱，他可以重新再做一家公司，但是给供应链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损失和影响，像蝴蝶效应一样，这是非常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
老陶不懂资本的游戏，他没想到游戏还能这样玩，把不相干的人都拉下水。他不赞同“给ofo一点时间和空间”这类说法，因为在他看来，这不是A面和B面的问题，这是商业道德的本质问题。
“创业磕磕绊绊那是肯定的。但是你首先得有信念。你在创立企业的时候，至少得有一个盈利点。不能说这东西没有盈利，就拼命地去扩张，拼命地去投，那你是不是不负责任?”老陶认为，ofo没有经过市场锤炼，对商业道德体悟太少，而这是无论多么高深的经济原理都没有强调过的。
热爱给人以勇气和做梦的天真，道德则约束膨胀的梦想，使其不至于在失速后伤害太多人。一路狂奔，ofo的气球吹大了，欣喜之中，“嘭”的一声，气球虽然没炸，但却急剧地瘪了。
“ofo是一种现象。”老陶和林双不想给ofo宽容，因为ofo消失了，还会有下一个：急功近利的创业者，不是奔着做一家好企业，而是奔着资本。这一次轮到的是ofo，下一次不知道轮到的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