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至今，还不到两年，已经有831.9亿美元的公司市值因为CEO个人丑闻而蒸发。
最近的两个因为CEO丑闻而市值跳水的例子都是科技公司。
先是马斯克儿戏般在社交网络上宣布了私有化特斯拉的计划，两周又改口放弃，风波没过接着在视频直播里抽起大麻。宣布私有化之初，特斯拉股价当天上涨12.6%，但之后一个月内随着丑闻一路下跌、多位核心成员离职，截至9月7日时市值已缩水229亿美元。
另一个则是被美国警方发起强奸刑事调查的刘强东。京东数次关于调查内容、调查原因的公开申明被美国警方直接推翻，公司股价也在两天时间里暴跌16%，市值蒸发近58亿美元。已经有多个律所在准备针对京东误导投资方的集体诉讼。
特斯拉和京东的CEO丑闻还在发酵，而更多CEO在惹出大麻烦之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2017年以来，至少20家公司因为CEO的各种不当行为，导致公司市值暴跌、估值调低甚至业务正常运营也受到影响。这20位CEO当中，有18位已经离职或被解雇。
根据《好奇心日报》不完全统计，它们导致公司损失价值超831.9亿美元，都发生在CEO的丑闻被揭露或CEO辞职/解雇之后。
过去十年，因丑闻下台的CEO的数量在快速增加。
普华永道2016年对2500家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2016年因行为不当辞职或被解雇的CEO，比2007年-2011年增加一倍多，其中位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公司CEO因丑闻而下台数量增速最高。
虽然多为道德丑闻，但CEO们离职的根本原因还是投资人损失了钱
因CEO不当行为导致公司短期内暴跌的导火索主要分两类，像刘强东这样的性丑闻，以及马斯克表现出强烈的情绪不稳定。
马斯克参加的直播节目所在地是加州，抽大麻在当地是合法行为。如果是在几年前，马斯克的举动可能还会帮助他塑造自己特立独行、挑战传统汽车和能源公司的反叛者形象。但现在这事发生在特斯拉和他自己一系列负面事件之后，则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马斯克一系列引来质疑的行为
5月2日
财务分析师在特斯拉一季度财务会议上提问一个财务问题“特斯拉计划今年将资本支出降到30亿美元以下的影响，以及详细计划”，马斯克直接切断了音频：“不好意思，下一个下一个。”还丢下一句“无聊，蠢蛋问题一点也不酷，下一个”。另一位分析师问到Model3预定进展，得到的回应是“我们要去回答YouTube上的问题了，你的问题太枯燥了，问得我想死。”次季财务会议上，马斯克对此道歉。
7月13日
为泰国政府提供建议、帮助搜救人员找到12名被困学生的英国潜水员VernonOnsworth称，马斯克送来的微型潜水艇什么忙也帮不上，参加救援只是一种“公关噱头”。
马斯克随后在社交网络上称VernonOnsworth是个恋童癖，但并未展示认证证据并很快删掉了推文;9月5日，马斯克再次在给媒体的邮件中提及此事，称他是恋童癖，同样没有任何证据。本来已经被网络淡忘的丑闻又一次被引入大众视线。
8月7日
马斯克在Twitter上宣布将以每股420美元价格私有化特斯拉。外界颇怀疑交易的可能性。一周后，马斯克宣称，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多次表示将提供资金;8月24日，马斯克表示将放弃特斯拉私有化。
8月16日
马斯克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谈到持续工作缺乏休息、缺乏社交生活等状态，需要依赖药物才能入睡，情绪激动之余落泪表达了自己压力很大。
9月6日
在一档有45万观众收看的直播视频节目上，马斯克接过主持人的大麻且抽食，感慨汽车公司生存艰难。
一系列闹剧后，投资人和分析师开始怀疑马斯克的精神状况是否足够稳定、能否领导公司走出困境。
资本市场眼里特斯拉最直接的危机是Model3生产速度不及预期以及资金紧张等经营问题。
特斯拉今年二季度季财报显示，其债务总额约为226.4亿美元、自由现金流负10.5亿美元。上市8年了，特斯拉至今仍未实现年度盈利。
而让马斯克卷入舆论风波的事件都和特斯拉毫无关系，比如泰国的搜救行动，不过是数位搜救参与者对特斯拉的救援方案表示怀疑和轻视。这些事情不仅不能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还总是导致其股价下跌。
大麻更是如此。虽然加州法律允许吸食大麻，但事实上美国多个销售大麻的公司都禁止员工在工作时间抽食大麻。而且，马斯克同时也是SpaceX的CEO。SpaceX和美国空军有多项合作，按规定，持有美国政府安全许可的人禁止吸食大麻。此事引起了美国空军将对马斯克进行调查。
巴菲特在被问及马斯克表现后回答，公司CEO在热门的社交平台上公开谈论交易意向，确实有可能引发法律问题，“我觉得发推对他(马斯克)没什么好处。”
而在马斯克直播抽大麻前后，特斯拉三位核心成员相继离职，他们分别是首席会计师戴夫·莫顿、全球财务与运营副总裁贾斯汀·麦卡纳，以及首席人力官加布里埃尔·托莱达诺。
在这三人离职前，美国投资顾问公司KynikosAssociates的总裁和创始人詹姆斯·查诺斯统计，2018年特斯拉已经有41位高管离职，包括全球销售和服务总裁乔恩·麦克尼尔、自动驾驶部门副总裁吉姆·凯勒、财务副总裁苏珊·莱波等人。
刘强东卷入的性丑闻是更普遍的原因。我们统计的20位导致公司短期市值暴跌的CEO中，有11位的原因就跟性骚扰相关。
领头的肯定是韦恩斯坦。他名下影视公司每年发行的电影票房，排在传统的六大影视发行公司之后，能占据当年度北美票房市场2%的份额，是一家举足轻重的中型制片厂。它曾参与制作/发行的电影包括《卡罗尔》、《帕丁顿熊》、《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国王的演讲》等。不少作品或主角都拿过奥斯卡，导演昆汀·塔伦蒂诺也是由韦恩斯坦影业捧红的。
但在2017年10月《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挖出韦恩斯坦的性骚扰丑闻后，他和他的公司就遭到好莱坞艺人和政界的集体抵制。原计划发行的《电力之战》、《帕丁顿熊2》等多部电影推迟或暂停。不到半年，这个估值曾达到9.8亿美元的公司宣布申请破产。这还没算上它在北美超过100亿美元票房市场中所占的份额。
“公众对CEO不当行为关注越来越高，甚至过度关注，董事会必须迅速果断地做出反应并采取行动。”品牌咨询企业泰明公司的CEO戴维亚·特明说。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舆论环境，7x24小时的社交媒体让宣传和负面信息放大，让公司价值在更短时间内暴跌。
而且，媒体的传播影响并不是一时的。《哈佛商业评论》曾对2000-2015年间38起CEO不当行为的新闻进行跟踪，发现媒体报道平均在事发后4.9年内被广泛引用。
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基本上所有人，包括董事会在内都不愿意接受一位有道德瑕疵的CEO。公司越快让CEO道歉甚至辞职，就越能降低公司损失。而这也是最快平息舆论的方式。
最终掌控所有决策的CEO突然因为丑闻离职，必然影响公司运作。这也是京东股价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离开了刘强东，京东就没法正常运作。
根据京东章程规定，刘强东不在场的情况下，董事会不得举行正式会议，除非他自己回避。京东甚至明确指出“任何违背他意愿的限制”都不应成为这条规则的例外，除非他精神或身体永久丧失能力。《华尔街日报》称，刘强东因涉嫌强奸被捕时，技术上让京东董事会寸步难行。
再风光的CEO当不能给股东提供回报时，还是会受到挑战。甚至一人控制过半数董事会投票权的扎克伯格，在过去两年里都不断被激进投资人要求其卸任董事长的提案，只是被雇来打工的人就走得更快。
毕竟与CEO带来的市值损失相比较，给一笔遣散费让其走人的财务损失小得多。今年6月，英特尔CEO布莱恩·柯再奇因曾经的办公室恋情曝光而离职。受此消息影响，英特尔的市值减少了266.5亿美元。不过路透社报道，被要求辞职后，柯再奇获得公司3800万美元补偿金——比英特尔市值损失零头还要少。
CEO逐渐被塑造成明星，也放大了丑闻的影响
CEO丑闻今天对公司影响巨大的原因在于，他们已经被塑造成明星、财富故事的主角。他们本身就是伟人叙事理论(GreatMenTheory)在今天的重要组成。
伟人叙事理论提出者，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有一句名言：“世界史不过是一些伟大男性的自传”。这曾是人类对数千年历史的总结方法，虽然近些年它受到越来越多质疑。
成功的CEO被称为“Visionary(远见者)”、他们的工作被总结为“改变世界”。CEO们的日常习惯也被用来佐证他们不是凡人：苹果CEO库克、迪士尼CEO鲍勃·艾格4点左右起床的习惯，或者为了节省时间，扎克伯格和乔布斯永远穿一套行头(扎克伯格在政府活动上的正装、乔布斯40岁之前对各路奢侈品牌的偏爱永远在这些励志故事里被抹去)。
虽然有挺多渲染，但事实上，CEO们责任确实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今天大公司CEO们管理的财富规模比60年前要多十倍。以《财富》500强门槛变化为例，1955年排前十的公司里，CEO掌管至少159.18亿美元的生意。到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乘以10，变成了1573.11亿美元(已按2018年币值计算通胀)。
这些变化从1950年代开始。二战之后，波及整个大陆的战争再也没有发生过，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商业增长环境，公司业务不再只局限几个区域，开始遍及全球。
与此同时，人们加入公司，作为一个“公司人”工作一辈子，用自由换来稳定收入和可期的未来。而管理这些公司的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最早意识到这个趋势并推波助澜的公司可能是麦肯锡，它的合伙人阿奇·巴顿(ArchPatton)从1951年代开始发布的报告超过60篇，论述公司管理层收入的增长速度远不及员工收入。这个论述帮助麦肯锡拿下一个个公司重新设计薪酬体系、拉大管理层与员工收入差距的咨询业订单。
虽然巴顿在很久以后说自己对此感到愧疚，但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公司薪酬体系的变化确实是越来越倾向于管理层拿高薪，推动公司增长、为股东带来更高收益。
彭博社的数据显示，1950年至2013年以来，CEO跟员工的工资比例增长了1000%。500强的CEO拿到的工资是普通员工的204倍。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数据也表明，标普500的公司付给CEO的薪水与其公司的市值成正比。CEO治下的公司市值涨得越高，他的薪酬也就越高。
我们经常能在各大上市公司的财报上可以看到该公司股价的阶段涨跌情况，这是华尔街最关心的事情之一。
而CEO薪水则跟公司股价高度挂钩。比如库克，达到股东对股价涨势的要求时，拿到的奖金远比工资要高。2017年库克拿到的薪酬总额为1.02亿美元，其中8900万美元为股票形式发放的奖励。股票奖励源于他任职期间苹果公司的股东回报率、超过了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中三分之二的公司。在他拿到的56万股股票的奖励中，一部分是限制性股票，作为继续留任公司CEO一年的奖励。
在这样一种激励和考核机制下，CEO的经营策略免不了会更着眼于如何提高公司当下的股价。一年有四季财报，这会让CEO倾向每三个月为一个周期做一个计划，而不再专注公司长期发展策略。同时，一旦CEO形象出现大问题或者经营决策失误导致公司市值受到损失，也更容易被董事会不留情面的解雇。
但对于由创始人担任CEO的公司来说，董事会要开除他们并不容易，即使他们已经对公司和股东利益造成影响。
马斯克8月被《华尔街日报》问及谁能取代他时，说没有人比自己更合适特斯拉CEO。“不是我坚持要做CEO，”马斯克说。他表示担心如果他辞职了，特斯拉会陷入危机。
而Uber的前CEO卡兰尼克，在其二把手杰夫·琼斯3月离职后，一直消极抵触公司继任者，最终引发投资方与其摊牌。
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阿斯沃斯·德莫达兰说，现行的激励机制下，科技公司是由一群患有所谓“史蒂夫·乔布斯综合症(SteveJobssyndrome)”的人管理。“CEO都想成为像乔布斯那样的明星——推动一间公司成长为巨头的人。”
创始人们尤其如此，在乔布斯的传奇大逆转之后，有了越来越多公司创始人重新出山的故事。
星巴克舒尔茨2008年回归拯救停滞的公司业务;张忠谋在金融风暴中回到台积电;携程、华住、宏碁、戴尔、Twitter……甚至早已变成大慈善家的盖茨也在2014年微软舵手交替之时再次担任顾问、拿出30%的时间来管理公司。
但就像德莫达兰教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的，“每一个成功的苹果背后，都有100家想要达到同样成就的公司，重重摔在谷底。”
研究也证明CEO走得越来越快，而创始人被取代同样普遍。哈佛商学院的教授诺姆·沃瑟曼针对1990-2000年初的212家美国初创公司调查，发现在拿到风投的第三年后超50%的创始人不再是CEO，大多数创始人都在公司壮大过程中交出了公司的控制权。
新的防范机制正在讨论之中
无论是学者的研究统计，还是局外人的直接观感，董事会解雇丑闻在身的CEO在大多数地方已经司空见惯。但这毕竟是一种事后急救措施，对公司股价、业务、声誉的负面影响多数时候也已经切实发生。
因此，关于董事会如何制约CEO的权力以及减少甚至隔离其不当行为对公司带来的影响，多年来一直是最热门的企业管理话题之一。目前多数上市公司分割董事长和CEO的职责(中国公司法中的“总经理”其实就是CEO)，就是这种探讨的成果之一。
丑闻的频发带来更多制衡方式的讨论。思略特数据显示，CEO集权的现象正在减少，从2012年的48%降至2016年的10%。这也是CEO容易被开掉的一个原因。
随着丑闻频发，更多的制衡方式仍在讨论，并且陆续出现。
“董事会还需要设立更高的标准，“Bagley战略咨询公司的CEO康斯坦斯·巴格利在谈到降低CEO不当行为对公司造成的风险时，提出包括任命道德委员会、组建综合性且可以制衡CEO的董事会的建议。
伦敦的投资公司GovernanceforOwners合伙人SimonC.Y。Wong也在一篇博客中撰文写道，要建立能够制衡CEO的董事会，要确保非执行董事地位与CEO同等或者更高。
他举例在英国，董事长通常能够获得管理层的尊重，因为他们的年纪一般都比CEO们大十岁左右，而且他们成功领导过大型公司，或者是通过其他途径取得过突出的成就。Simon援引一位英国独立董事解释说：“得有这么一个人，在必要时敢对CEO说‘你简直像个白痴’。”
曾看好特斯拉的风投公司LoupVentures的董事总经理基恩·蒙斯特，在给特斯拉董事的公开信时提及，该公司应该创建一个综合性董事会。他拿了苹果的董事会为例，其成员包括Genentech前CEO亚瑟·莱文森、迪士尼CEO鲍勃·伊格尔、波音前CFO詹姆斯·贝尔等拥有管理经验丰富的国际公司高管。
对于未上市公司内高管、创始人的权力制衡也在进行。韦恩斯坦事件后，华尔街多了一个“韦恩斯坦条款“，指的是在并购交易中加入相关条款，除了要求卖方就其高管行为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陈述与保证之外，还要求卖方对于买方因卖方高管的不良行为或者丑闻(包括性丑闻、性不当行为等)而导致的公司损失进行损害赔偿。
这些提议和方案的确能在各方面有效约束CEO的行为，减少不当行为对公司的影响。
但是另一个现实是，从来都没有一个可通行天下的最佳公司治理机制。而在谈论CEO功过的时候，一个事实往往被忽略：综合公司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解聘CEO的行为更像是抛出替罪羊，而不是在寻找解决方案。
